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，在中国出产并出口标有注册商标的商品至其他国度的行为属于对注册商标的积极使用行为，注册商标在此过程中阐扬了分辨商品起源的作用，能够认定为维持商标注册的有效使用行为。

 

　　据相识，诉争商标由得利洋行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得利公司）于2006年5月24日提交注册申请，2009年7月28日被核准注册使用在第16类的纸、复印纸（文具）、便条本、信封（文具）、纸张（文具）、文具、铅笔、文具或家用胶条、铅笔刀（下统称涉案商品）及卫生纸商品上。

 

　　2012年8月2日，德国HAMA股份有限公司（下称HAMA公司）以诉争商标于2009年8月2日至2012年8月1日期间（下称指定期间）内涵鉴定商品上陆续3年终场使用为由，针对诉争商标向原国度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商标局（下称原商标局）提出撤销申请。

 

　　在商标评审阶段，得利公司提交了其出产商泰塬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泰塬公司）、侯周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下称侯周公司）出具的购销合同、发票、装箱单复印件、航运公司出具的提货单等证据，用以证明其于指定期间内将诉争商标在鉴定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公开、合法的使用。

 

　　2013年12月4日，原商标局作出决定以为，得利公司提供的商标使用证据无效，HAMA公司申请撤销诉争商标的理由成立，对诉争商标予以撤销。

 

　　得利公司不服原商标局作出的上述撤销决定，于2014年1月9日向原国度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原商评委）提出复审申请。

 

　　2015年1月23日，原商评委作出复审决定以为，得利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于指定期间内涵中国出产的涉案商品上使用了诉争商标，属于中国商标法意思上的使用，但不及以证明其于指定期间内涵鉴定的卫生纸商品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思上的使用。据此，原商评委决定对诉争商标在涉案商品上予以维持，在卫生纸商品上予以撤销。

 

　　HAMA公司不服原商评委作出的复审决定，随后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要求，HAMA公司继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主张得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固然能够证明其委托中国出产商加工带有诉争商标的涉案商品并出口的事实，但定牌加工不应被视为商标在中国的使用，诉争商标应予撤销。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为，得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能形成齐全的证据链以证明其通过泰塬公司、候周公司于指定期间内出产标有诉争商标的涉案商品，并将涉案商品出口至新加坡等国度，这种商品出产出口行为与定牌加工模式并不一样，而是属于对诉争商标的积极使用行为，诉争商标阐扬了分辨商品起源的作用，该行为能够认定为维持商标注册的有效使用行为。因而，在案证据可能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涵涉案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公开、有效的使用，诉争商标在涉案商品上的注册应予维持。综上，法院以为HAMA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据此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王国浩）

 

　　内行点评

 

　　赵虎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合资人、律师：凭据我国商标律例定，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买卖文书上，或者将商标用于告白宣传、展览以及其他贸易活动中，用于鉴别商品起源的行为。商标的使用通常是指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对涉案商标的使用，从而达到通过商标分辨商品起源的作用。

 

　　在定牌加工的贸易模式下，判断是否组成商标性使用，关键在于权势人是否把商标与商品或者服务一路投入到了中国市场。在典型的定牌加工模式下，中国的企业只是进行出产，商品使用的是销售地点地国度或地域的商标，出产结束之后不会在中国市场销售，直接运送至销售地国度或地域，有关商品没有进入中国市场，通常不以为属于商标使用行为。该案中，得利公司的贸易行为与中国出产商接受境表委托出产出口委托方品牌商品的定牌模式相迸仔肯定区别。首先，得利公司出口的商品中使用的是在中国注册的商标，并非销售地国度或地域核准注册的商标；同时，得利公司委托其他公司出产涉案商品后以该公司的名义出口，注明得利公司在中国已经对货物进行了交代，附带诉争商标的涉案商品已经产生了权势的转移，已经在中国市场中有了买卖；此表，中国出产并出口商品的企业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国表的买卖对象会凭据企业在中国的商标分辨国内企业的商品或者服务。

 

　　综上，在判断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时，关键在于权势人是否将商标投入到了中国市场、是否用于分辨商品起源，二者缺一不成。若是只拥有大局要件，但没有起到分辨商品起源作用，则不属于商标性使用。国内出产并出口的贸易模式应该与定牌加工的贸易模式区别开来，不愿定用于出口就不属于商标性使用，必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